上篇《南丁格尔》里面，咱们介绍了在南丁格尔的领导下，英军的医疗救护系统有了很大改观。而俄国方面也有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他的名字叫尼古拉•皮罗戈夫(Nikolai Pirogov)。
皮罗戈夫是一位俄国军医，14岁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医学，25岁成为多帕特(Dorpat)的德意志大学(German University)教授。在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的军事医学院(Academy of Military Medicine)外科教授前，1847年随着部队前往高加索前线，在那里成为第一位在战场上进行麻醉和手术的人。战场上会送下来大批伤员，先救谁后救谁，是动手术还是采用其它方法处理，需要有个优选法。虽然听起来很残酷，这也是皮罗戈夫的创举。在克里米亚，皮罗戈夫强化了他创造的体系，这是他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皮罗戈夫1854年12月份到达克里米亚，当地的情况让他大吃一惊：数以千计的伤病员在寒风中被用敞篷大车运到皮里柯普(Perekop)，很多人被冻死在路上。侥幸活下来的人，很多也被严重冻伤需要截肢，还有很多甚至因为缺乏交通工具而被遗弃在路边。长期缺乏医疗设备是一个原因，官僚腐败是另一个原因。医生们把好药好器械卖高价，给他们的伤员用代用品。联军登陆前，克里米亚的医院只够救治2,000人，阿尔玛一战的伤员就有6,000人，英克曼一战又多了12,000人。
外科医生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说他们是医生不如说是村里的手艺人，拿着肮脏的屠刀就上阵了，什么卫生消毒的概念，抱歉根本没有。
皮罗戈夫一到塞瓦斯托波尔，首先做的跟南丁格尔差不多，也是整顿医院秩序，把他的系统导入进来。炮击后大批伤员送来，完全没有秩序地胡乱塞进医院，伤者和死者混在一起，不加区分地直接往手术台上抬。从1月20日那次炮击开始，皮罗戈夫要求护士先把伤员分类确定次序，伤员被分为三类：受重伤但是可以救治的分为一类；轻伤的由护士处理一下先等着，等到医生有空了再来治疗；而无法救治的则直接送到安息之家，由护士和牧师照顾，做临终关怀。
这极大地提高了皮罗戈夫团队的工作效率，皮罗戈夫一个人在三张手术台上忙碌，整个团队密切配合如流水线般，使他的团队一天就能做一百多个截肢手术。他还改进了截肢方法，保留更多的肢体让创伤更小。他也注意到了感染这回事儿，虽然还不知道这是由细菌和病毒引起的，以为是脏水造成的，于是他把动过手术的伤员，和伤口化脓或者坏疽的伤员隔离开。采用这些先进的方法，皮罗戈夫取得了65%的上肢截肢生存率，比英军甚至是法军都高。克里米亚战争中最常见的下肢截肢，皮罗戈夫也取得了25%存活率的好成绩，英国只能达到10%左右。
英国人对麻醉没有俄国人和法国人这么重视，原因多种多样。有的担心直接把伤员麻醉过去了，毕竟麻醉师是个技术活儿，在战场条件下合格人才没有那么多。还有的担心伤员用了麻药抵抗力会下降，另外，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虽然英国人没有听过，但是相信类似的故事英国也有。不用麻药更能体现英雄气概，主帅拉格伦不就是个例子吗？
另外皮罗戈夫同法国人一样，也是非常重视护士的作用，护士对减轻伤员的伤痛提供了巨大的精神力量，皮罗戈夫鼓励俄国贵族妇女组织护士队来克里米亚。英克曼之战后，沙皇的嫂子组织了护士队，随着皮罗戈夫长途跋涉前来克里米亚，她们很多都是军人的女儿、妻子和遗孀。皮罗戈夫把她们分成三组，一组帮着做手术，一组负责照顾伤员分发药品，一组负责打杂。克里米亚本地的妇女们也被动员起来，作为战场上救护所的护士。
上篇《南丁格尔》里面咱们说是《泰晤士报》的报导直接催生了南丁格尔和她的护士队，促进了英军医疗体系的改进。克里米亚战争是第一次被新闻报道的战争，各国民众通过报纸迅速了解战场上发生的事情，这是以前历次战争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民众的反应成为军事当局采取各种措施的一个重要考量，这是第一次民意发生作用的战争。
英国尤其如此，伤病员没有得到很好的照料，部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城外生活艰苦的消息经媒体传回国内，立即引起极大反响。这一年冬天英国本身的寒冷天气，加深了公众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外英军的担忧，大家纷纷捐款捐物到那几个基金会。维多利亚女皇宣布温莎堡的所有女士，包括她自己，都要给前线将士织毛衣。
报纸在1855年的英国变得更加普及，这一年英国取消了印花税，让报纸便宜到几乎人人都买得起。报纸替代了以往来自官方的战报，成为公众了解战争的主要途径，蒸汽船和电报加快了新闻的传递速度。克里米亚战争开始的时候，新闻需要五天的时间才能从克里米亚传到伦敦，从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蒸汽船用两天时间，然后三天时间消息被骑马送到贝尔格莱德，那里有通往伦敦的电报线。1854年冬天，法国把电报线铺设到了瓦尔纳，一下子省去了骑马的三天时间。而到了1855年4月底，英国铺设了从巴拉克拉瓦到瓦尔纳的海底电缆，巴拉克拉瓦的消息几个小时后就可以到达伦敦！
当然政府花这么大的代价铺设的电报线路，主要还是用于军事用途。新闻记者不能妨碍军事需要，只能用来发些简要新闻，随后的详细报道还是由汽船运送，出错是难免的。即便是今天，最初的新闻报道也不是每次都能做到完整无误的。
新闻对大众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其时效，还在于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细节。那个时代报纸是新生事物，还没有什么新闻检查制度，记者们尽可能地详细描述所看到的一切。通过他们生动的描写，读者了解到战争的残酷和士兵的艰苦，让战争成为全体人民的事情。公众纷纷讨论如何进行战争，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读者给报社写信，发表他们关于如何进行战争的见解。最牛的是牧师约瑟夫•布莱克斯利(Joseph Blakesley)，给《泰晤士报》写了大量关于克里米亚战争的长信，内容从克里米亚的气候到俄国人的性格，无所不包，这让他获得了民间史学家的名号，后来甚至成为剑桥大学的皇家历史教授。
新发明的摄影术，虽然不是第一次被用于战争，但是此前1846年的美墨战争和1852年的缅甸战争，跟克里米亚战争都无法相提并论。
照片第一次让人们直接目睹了战争场面，比如这张由皇家摄影师罗杰•芬顿(Roger Fenton)拍摄的照片幽灵谷，让人们知道原来战场是这个样子啊！
既然是皇家摄影师，拍出的照片就不能像《泰晤士报》一样揭政府的短，而要做些正面宣传以正视听。
这张照片上，几位英国士兵穿得暖暖和和，显示英军战士不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冻得要死。不过芬顿到达克里米亚的时间是1855年3月份，这张照片拍摄于4月中旬，气温已经达到26度左右，相信照片上几位当兵的一定是热得汗流浃背。
所以说有图不一定有真相，相比之下，《泰晤士报》的拉塞尔虽然也会出错，但是作为独立客观的报道，更接近于事实真相。拉塞尔1820年出生在爱尔兰的都柏林附近，有英格兰和爱尔兰双重血统，这让他从心底里更亲近普通士兵，对军事当局的无能，高层领导的不称职更加反感。有人说这是现代知识精英，同老式贵族之间的矛盾。的确英国是一路改良走过来的，没有经历过法国那种相对彻底的大革命，很多弊端依旧存在。拉塞尔也并不是无的放矢专找领导们的毛病，说起来拉格伦算是具有战争经验的老将，或许也是当年英国陆军的一时之选，但是他的副官里，至少有五个是他的侄子或者外甥，这恐怕就说不过去了。
军事当局自然也不待见他，拉格伦就下令手下不要跟他讲话，不得泄密。军方对《泰晤士报》的负面报道那是相当地不满，拉格伦给战争大臣纽卡斯尔公爵写信说，这个拉塞尔的报道泄露了大量机密，长敌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确实沙皇就看《泰晤士报》。1855年1月4日，拉格伦再次给纽卡斯尔写信，说拉塞尔简直是叛国。不过纽卡斯尔感受到了来自《泰晤士报》造成的政治压力，说要不你把军需官艾雷和他的副手爱斯考特换下来，平息一下公众的压力？
看媒体不姓党后果多严重！万恶的资本主义在媒体的压力下简直快要官不聊生了。相对来说拉格伦还算幸运，另有一位高官顶不住压力干脆撂挑子不干了，这一位高官是谁呢？请看下篇《国内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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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很好地把克里米亚战争所带来的科技与社会风貌等方面的革新做了个小结
历史上的第一场现代化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