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缅希科夫的使命》里面，咱们说到英国大使馆临时负责的罗斯上校，命令地中海舰队立即派军舰到土耳其海域，为苏丹撑腰。不过当时通往伦敦的电报线路，只铺设到贝尔格莱德，到君士坦丁堡这段还需要其它联络方式，于是罗斯赶紧派海军军官约翰•海(John Hay)坐蒸汽船黄蜂号(Wasp)，把信件送出去。
皇家海军很少接到使馆临时代办的命令，驻马耳他的皇家海军分舰队司令是詹姆斯•惠特利•邓达斯(James Whitley Dundas)爵士。邓达斯是拿破仑战争时代的老兵，他说他得听从海军大臣的命令，也就是要让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James Graham)爵士给他下命令。格雷厄姆接到邓达斯的报告，马上问外交大臣克拉伦登这是怎么回事儿？克拉伦登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按说调动军队这件事也不是内阁能随随便便做出决定的，首相阿伯丁伯爵希望等到大使斯特拉特福子爵到任，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阿伯丁首相还是相信沙皇的说法，对罗斯的担忧不以为然，于是3月15日告知邓达斯命令取消。只有法国决定采取行动，应文森特•贝内代蒂的请求，3月25日法国舰队离开土伦港前往土耳其，支持法国在土耳其的立场。
詹姆斯•惠特利•邓达斯爵士
罗斯请求派军舰的事情3月29日传到圣彼得堡，英国大使西摩立即被招到俄国外交部，内斯尔罗德的情绪很不稳定，激动地要求英国大使解释一下，英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西摩解释说罗斯当然有权提出请求，但是英国政府不是没有同意吗？4月5日罗斯命令被取消的新闻见报，内斯尔罗德的心情平复下来。接下来的几天内斯尔罗德和奥尔洛夫一再说明，俄国在土耳其完全是和平使命，紧张局势都是拿破仑那厮造成的，那家伙在各国之间挑拨离间，想在土耳其浑水摸鱼。
尽管没有把军舰弄到土耳其，罗斯的这一番折腾确实让海军关注到了土耳其。以往法国海军一直是英国海军的头号假想敌，英国海军的策略是保持强大海上力量，保护全球贸易通道，特别是控制英吉利海峡。1840年代法国重新崛起的时候，皇家海军相应制定了“瑟堡”战略，就是一旦开战，就立即攻击法国主要海军基地，把法国海军消灭在家里，让他们任何跨海入侵英国的想法都胎死腹中。现在，格雷厄姆爵士和他的幕僚们，十分不情愿地把目标转向近来开始膨胀起来的俄国。为此格雷厄姆爵士制定了一个俄国版的瑟堡战略，格雷厄姆相信这种战略取得胜利付出的代价最小。策略就是，一旦开战，海军就在塞瓦斯托波尔歼灭俄国黑海舰队，这样一来扫清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威胁，二来打开了入侵俄国南部的大门。与此同时，在北部打击芬兰湾的俄国波罗的海舰队，这一行动既可以直接威胁圣彼得堡，同时也可以吸引瑞典加入同盟国一方。格雷厄姆爵士认为任何冲突都会是海上战争，目标首先就是摧毁俄国舰队，就像内斯尔罗德估计的那样。
海军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
罗斯的举动也改变了俄国人谈判的节奏，意识到可能迟则生变，缅希科夫加快进度，力压土耳其接受全部条件。这时候又出了个错，预计用来谈判高加索划界的地图落在敖德萨了，但这只是个小问题。英国人没派军舰的确让土耳其人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缅希科夫又适时地向土耳其人透露了俄军的准备情况，简直让土耳其人崩溃。不过尽管土耳其人已近绝望，但是俄国人也没能快刀斩乱麻拿下他们想要的条约，原因？原因一是土耳其人工作效率比较低下，另外，土耳其人还心存一丝幻想，法国人这不是派舰队来了吗？英国人也不会坐视不管吧？土耳其人民的老朋友斯特拉特福爵士已经在路上了，他来了或许就不一样了呢，是不是？
斯特拉特福现在在那儿呢？3月17日斯特拉特福离开巴黎，6天后到达维也纳，会见奥地利外交大臣波尔-绍恩施泰因(Buol-Schauenstein)，4月5日终于抵达君士坦丁堡。应罗斯的要求，苏丹按照欢迎缅希科夫的礼仪迎接了他的到来。斯特拉特福爵士受此礼仪当之无愧，他还带着尚方宝剑来的。英国内阁授权他在俄国威胁君士坦丁堡的情况下，“请求指挥英国地中海的军事力量做好准备”。现在形势大变，形势向罗斯希望的那样走着。
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斯特拉特福爵士
苏丹期待斯特拉特福前来救命确有道理，斯特拉特福是英国政府中铁杆“挺土派”，认为必须力保土耳其不至崩溃。土耳其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经济上土耳其政府也给予英国最惠国待遇，崩溃必然会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至于土耳其的专制令英国民众讨厌，斯特拉特福认为可以通过敦促土耳其苏丹进行改革，改善政治制度来解决。看！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总是附带大把的政治条件，粗暴干涉土耳其内政！对于斯特拉特福的看法，一开始阿伯丁伯爵不置可否，俄国人都说了对土耳其没有战争企图，只是想要土耳其履行对圣城的承诺，看起来沙皇的确忽悠住了英国首相。得到缅希科夫施压土耳其政府的消息后，阿伯丁开始警觉起来，尽管他不喜欢苏丹和土耳其政府，但是他也觉得不能让土耳其崩溃。无奈阿伯丁政府是个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的意思就是各派妥协的产物，在政策制定上必然处处掣肘。内阁里通常难以达成一致，于是更多的时候只能是观望，而不是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措。或者可以说政府采取的是一种绥靖政策，妥协，静观事态发展。
然而事情的发展很快就让阿伯丁政府难以置身事外了，俄国人在土耳其的所做作为，让反俄情绪在英国公众中渐渐开始成为主流。民主制度下的民众，对专制独裁政权本身就有一种反感。对普通的英国公众来说，土耳其是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只知道土耳其是穆斯林对基督徒不好，别的就知之甚少。而俄国1848年镇压了匈牙利起义，流亡的匈牙利革命者1851年10月到达伦敦，对公众发表了慷慨激扬的演讲，控诉沙皇的暴政，这一下子让沙皇在英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极其负面。俄国镇压了匈牙利人，现在又来恐吓土耳其人了，有些媒体开始批评政府，说瞧人家法国人都敢主持正义，派军舰到土耳其去扶助弱小，英国政府太没有正义感了。
主流大报《泰晤士报》(The Times)倒是挺政府派，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支持政府的绥靖政策，觉得土耳其这种腐朽政权早点儿完事儿乃是人民大幸，这让英国驻土耳其大使馆的人很生气。斯特拉特福跟外交大臣克拉伦登抱怨，说现在正值敏感时期，咱们这时候需要力挺苏丹，不能让苏丹倒向俄国人一边，跟俄国人再签个那种不利于英国的协议。如果《泰晤士报》天天骂苏丹骂土耳其朝廷，让俺们还咋开展工作？外交大臣说我有啥办法？政府又管不了报纸，媒体不姓党。
英国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勋爵(Lord Clarendon)
由此苏丹大臣阿里押宝英法，而他的同僚里法特(Rifaat)帕夏还得继续同俄国人周旋。
那让英国人忐忑不安的俄土谈判，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形了呢？请看下篇《陷入僵局》。
更多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