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历史 048 – 中央和地方

 

上篇《社会主义政党》里面咱们说到地方上出现了很多新的政党，拿下了很多省的执政权，1936年在魁北克，莫里斯·杜普莱西斯(Maurice Duplessis)领导的政党联盟民族联盟(Union Nationale)，也把自由党扫地出门，登上魁北克省的政坛。上台后的民族联盟推出了几项政策，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发放信贷，增大对农业的补贴。相比自由党来说，民族联盟保守且强硬。

杜普莱西斯领导下的魁北克，加强了传统的价值。杜普莱西斯迎合魁北克民族主义者，说渥太华英裔的联邦政府采取的是“压迫”的政策，也不管是不是真有其事，这叫做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先哭了再说。他还是一个的种族主义分子，跟天主教会等极端保守势力勾结在一起，取得了教会的支持。竞选的时候，天主教的神父们指着的代表民族联盟的蓝色和自由党的红色，说：“Le ciel est bleu; L’enfer est rouge”——天堂是蓝色的，地狱是红色的，为杜普莱西斯站台。不过积极的一面是，他治下的魁北克省权力渐渐从教会转移到了政府，魁北克显得比原来“世俗化”了。

1937年杜普莱西斯推出了他那个著名的，被自由主义者说成是臭名昭著的“挂锁法”(Padlock Act)。“挂锁法”是法案的小名儿，正式名称是《保卫本省抵御共产主义宣传法案》(Act to protect the Province Against Communistic Propaganda)。为什么叫个“挂锁法”呢？因为这个法案说：“以任何方式利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某一场所，来传播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印刷、出版和发行“任何报纸、期刊、小册子、传单、文件或者著作，传播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个场所就要被锁上关闭一年，参与此类活动的人可被判处三到十三个月的监禁。这个法案不采用无罪推定原则，也不承认言论自由。有人说法案并没有明确什么样的行为，算是“传播了共产主义的行为”，杜普莱西斯对这个说法不屑一顾：这些东西还需要说？因为共产主义……，“你都能感觉得到”。这……，是不是让大家想起了秦桧大人的“莫须有”？

杜普莱西斯显然是个独断专行的人，挂锁法这根大棒恐吓的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更有他的政敌，或者就是些他不喜欢的人。这些人不但有那些个左翼政党，还有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这样的宗教团体，这项法律直到1957年才由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而废止。

本来联邦总理金有权立马驳回这个法案，但是金不想跟魁省搞得太僵，担心会得罪边远地区的那些魁北克人。那些人虽然在省里支持民族联盟，但在联邦选举中还是自由党的票仓，资产阶级政客必须要顾及选票，请大家鄙视一下。

杜普莱西斯一直把持着魁北克政权直到1959年他去世，中间只有一次输给了自由党，这个随后说。在本党内他说一不二，如路易十四的那句名言“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以及某人的反对我就是反党，杜普莱西斯也经常这样说：“我就是民族联盟”(L’Union Nationale, c’est moi)。

除了阿尔伯塔的社会信用和魁北克的民族联盟这些“外敌”，麦肯齐·金还要面对在一些省执政的自由党“自己人”的挑战，比如安大略的米切尔·赫伯恩(Mitchell Hepburn)和英属哥伦比亚的汤马斯·帕塔洛(Thomas “Duff” Pattullo)。

麦肯齐•金在赫伯恩的办公室

赫伯恩以支持改革的激进形象当选，但是这个形象只是他的一个权宜之计，就像杜普莱西斯，上台后赫伯恩也回到独裁强硬的道路上。1937年通用汽车奥沙瓦(Oshawa)工厂工人罢工，赫伯恩请求金派皇家骑警前去镇压。金不同意，赫伯恩就自己组织了队伍，把小混混和退伍兵组织起来充做临时警察派去镇压，这帮人被叫做“米切尔的走狗”。

赫伯恩一直跟金的联邦政府争权夺利，跟金的联邦政府争权夺利的还有达夫·帕塔洛。成为英属哥伦比亚省长之前，帕塔洛在育空工作过，还当过鲁伯特王子市(Prince Rupert)的市长。说起来有趣，1933年自由党在英属哥伦比亚的胜利，得益于一个非常矛盾的口号——“社会资本主义”。

帕塔洛上台以后的确致力于建设社会服务体系，甚至尝试引入加拿大第一个公共健康系统，只是这项政策被惹恼了的医务人员给抵制黄了，让萨斯喀彻温把加拿大第一个公共医疗系统的桂冠抢了去。为应对大萧条和温哥华的劳工运动，帕塔洛跟联邦政府一起，针对英属哥伦比亚的省情搞了一个“小新政”，效果不错。不过帕塔洛对移民和乞丐可不怎么友好，咱们前文说了，气候温暖的温哥华可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好去处。

帕塔洛（左）和总理麦肯齐金（中）

帕塔洛想把英属哥伦比亚搞成一个独立王国，还想兼并育空，尽其所能地跟金斗以便扩大省权，让联邦政府为他的想法买单，给金制造了不少麻烦。

省和联邦的关系如此紧张，金组织了一个皇家委员会(Ryal Commission on Dominion-Provincial Relations)，调研自治领和省的关系以便找到解决的办法。注意这个委员会还用dominion一词来指代全国性的政府，对比今天的用语Federal-Provincial Relations尽显当时加拿大的殖民地状态。

用了三年花了一大笔钱，委员会在1940年提交了一份报告，这个时候大萧条已经结束。这个报告用委员会主席罗威尔(NW Rowell)和约瑟夫·习瓦(Joseph Sirois)的名字命名叫《罗威尔-习瓦报告》(Rowell-Sirois Report)。报告建议彻底检讨联邦和省的关系，特别是在税收和给各省的支出方面。

本来联邦政府是按照“强大的中央政府”来设计的，但是就像报告里提到的那样，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跑偏，权力需要重新回到联邦政府那里。报告尤其指出，应该在税收上给予联邦政府更大的权力，让联邦政府承担起失业保险和养老金的责任，由联邦政府设立一个“平衡支付”项目，来调节资金从富裕的省份到贫穷的省份。

这个报告倾向于联邦政府，因此一出台几乎是立马就遭到省长们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安大略省省长米切尔·赫伯恩。尽管赫伯恩等人极力想把报告否掉，接下来的几年里联邦政府还是据此有了一些变化，1940年代和1950年代成为加拿大中央集权水平最高的时代。

《罗威尔-习瓦报告》中最重要的建议应该是在1957年实现的各省之间的“平衡支付”项目，这个由联邦政府主导的项目的目的，是在各省之间进行转移支付实现财富平衡分配，这是联邦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否则各个地区还是各过各的不像一个统一的国家。当然批评的人说平衡支付不自然不公正，用富裕地区的钱扶持贫困地区，干扰了正常的市场运作。支持的人赞扬这是一项重要政策，帮助加拿大避免了像其它国家那样，各个地区贫富严重不均的情况。这个可以降低贫穷的均贫富政策一直争议不断，这就看您怎么选了，是想多要些百万富翁还是想穷人少些？没有两全其美的路子。

在麦肯齐·金的领导下加拿大变得越来越孤立，这种孤立不是像主体思想照耀下的朝鲜，而是指二战前美国和加拿大的那种状态和思潮。想想也是，自家的烦心事儿还多得顾不过来呢，哪儿还有闲工夫操心别人的事情？然而在欧洲新的宣扬着法西斯理论的独裁者们出现了，法西斯能有效地整合军国主义和极权主义，也是一种善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本尼托·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在西班牙相继登台，法西斯运动风起云涌。独裁者们一步一步地亮着肌肉，厌战了的民主国家采取绥靖政策，一步一步地退让。

1935年墨索里尼准备入侵非洲独立国家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也就是今天的索马里，这维持国际和平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就对意大利实施了贸易禁运。加拿大驻国联代表沃尔特·里德尔(Walter Riddell)推动把石油也加入到禁运清单里，没有油意大利的战争引擎就要熄火，意大利不是产油国。

不过里德尔的这个行动没有得到加拿大政府的批准，金怕得罪墨索里尼把这个提议给否了，事后还说他“挽救欧洲于战火”，实际上是拆了国联的台，让国联无能为力。

随后西班牙内战爆发，左翼的西班牙共和军和人民阵线，对抗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国民军和西班牙长枪党等右翼团体，很多左翼人士从世界各地跑到西班牙去加入战斗。让麦肯齐·金感到遗憾的是，加拿大共产党、社会主义党派合作联盟还有很多贸易联合会，帮着组建了一个加拿大营——麦肯齐-帕皮诺营(Mackenzie-Papineau Battalion)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大家一看到这名字就知道此“麦肯齐”就是麦肯齐·金的姥爷，这个营以1837年上下加拿大的两个叛乱头目的名字命名。1,600名加拿大人前往西班牙参加战斗，只有一半的人回到加拿大，这没能回到加拿大的一半人中，有一个名字中国人特别熟悉，那就是诺尔曼·白求恩(Morman Bethune)。

白求恩生于安大略省的格雷文赫斯特(Gravenhurst)，是一个热心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公益事业诸如医疗保险的支持者。白求恩作为军医上了西班牙内战的前线，在那里他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移动输血单元。西班牙内战后白求恩来到中国，参加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同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跟他一起到中国的是另一位加拿大护士简·尤恩(Jean Ewen)，简·尤恩曾经在中国生活过能讲中文，白求恩第一次见毛泽东的时候就是尤恩做翻译。尤恩后来离开了中国，白求恩作为一个在战场上来回奔波的外科医生留了下来，在抢救伤员的过程中白求恩的手指被手术刀划伤，血液受到了感染，1939年秋天牺牲在中国，随后毛泽东一篇《纪念白求恩》让他在中国比在加拿大还有名。

像世界上很多领导人一样，麦肯齐·金仍然采取鸵鸟政策，对法西斯的扩张视而不见。然而关起门来过安生日子已经不可能了，元首已经按捺不住了，接下来……，请看下篇《二战爆发》。